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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2025年实施的育儿补贴政策规定，每年每孩发放3600元补贴，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显然，这项政策在方向上有利于优化收入再分配。因为对所有家庭发放相同金额，对高收入家庭而言占比很小，对低收入家庭而言占比更大，所以整体上改善收入再分配。但该政策仍有进一步调整空间，按照“基尼系数中性点”原理测算，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生育补贴使高收入家庭受益，有四分之三真正流向了低收入群体。如果将流向高收入家庭的四分之一生育补贴，重新定向给予低收入家庭，政策的收入再分配效果将显著增强。

　　通过测算发现，近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中性点大致对应的人均年收入水平约5万元，可将这一结论应用于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居民要想享受专项附加扣除，前提是其收入达到个人所得税的起征标准。目前中国个税免征额为年收入6万元，这意味着只有收入高于6万元的人群才能从该政策中获益，而低于这一水平的群体则无法受益。因此，当前对年收入低于约6万元的人群进行补贴，才有助于改善收入再分配；对年收入高于6万元的人群进行补贴，则会在总体上恶化收入再分配格局。所以现有的大量文献才认为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是恶化而非改善了收入分配。

　　即便如此，只要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仍为6万元，低于这一水平的人仍无法从抵免中获益。因此，还需引入“可退税抵免”，即负所得税机制。这样，低收入者即便不缴税，也可通过退税形式获得补贴。当然，负所得税也存在“养懒人”的风险，不宜全面推行。因此，只有少数几项与家庭负担高度相关的专项附加项目（如子女教育、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赡养老人）适合转为可退税的专项抵免，其余项目建议统一改为专项抵免。通过政策调整，大多数中低收入的税负可基本保持不变。

　　但如果把大量资源直接投向最贫困人群，是否会损害效率，甚至冲击“多劳多得”的公平观，则是很多国家遇到的现实挑战。为此，欧美国家的EITC（低收入在职税收抵免）制度，体现了“授人以渔”的原则，只有在工作中获得收入的人，才可在此基础上得到政府补贴。在收入上升初期，补贴还会同步增加；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补贴逐渐减少，直至取消。这种“先上升、后持平、再下降”的补贴结构，恰好与基尼系数中性点的逻辑一致，在支点左侧给予补贴有利于收入再分配，在支点右侧则应逐步取消补贴。因此，该制度设计既能改善分配，又不破坏激励机制。其核心并非“收入越低补贴越多”，而是“低收入+就业”才有资格获得补贴。

　　同理，在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改革方面，学界已有共识，近年来中国每一次提高免征额，整体上都恶化了收入再分配。原因并不在于中低收入者不该减税，而在于高收入者从免征额提高中，获得了更大的绝对减税额。边际税率越高，从免征额中得到的收益就越大。因此，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提高免征额”，而在于“免征额的形式是否合理”。将免征额改为抵免额，可在不增加中低收入者税负的前提下，显著削弱高收入群体的不合理受益，并释放财政空间，用于支持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群。

　　食品则是生活必需品的核心。长期以来，中国在农业、农产品的增值税制度上实行了“免税但可抵扣”的收入再分配制度。农民销售农产品时不需缴纳增值税，但食品加工企业从农民手中购买农产品后，可按照一定比例进行进项税额抵扣。以13%的抵扣比例为例，如果企业以100万元购买农产品，在税收核算中，其有效成本可能只有87万元，因为13万元可用于抵扣。这一制度实际上降低了食品生产企业的成本，从而有助于降低食品价格，而食品又主要由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这对改善收入再分配非常有利。因此，中国农产品增值税制度的设计，本质上是一种补贴机制而非单纯的征税工具。通过进项税额抵扣，能把财政支持传导到生产端、消费端，从而降低成本、稳定价格并改善收入再分配。

　　近年来，中国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改革，将农产品的增值税抵扣率从13%降到9%。从直觉上看，降低税率似乎有利于减轻负担，但在农产品这一特殊制度下，情况并非如此。当抵扣率从13%降到9%，实际上对农业和食品生产链条的隐性补贴减少了。但如果将农产品这一档税率从9%恢复到13%，通过提高可抵扣额度，可增加对农业和食品产业链的补贴，具有明显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因此，从9%回到13%，看似“增税”，实则是“增补贴”，通过抵扣机制让农民、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田志伟：当前，我非常关注如何让学术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2026年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将论文中的“杠杆”理论（收入再分配效应判定法）进一步展开，写成一篇更通俗易懂的文章，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理解国家政策。我希望这一研究并不仅仅停留在学术层面，而是成为公众理解政策、判断政策影响的分析工具。我认为，社会科学的根本使命，是通过研究，推动利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制定并落地。如果研究成果只存在于学术期刊中，其价值会大打折扣。只有当政策制定者、普通老百姓理解并认可研究结论，政策才有可能真正落地。否则，政策实施会变得缓慢甚至受阻。因此，研究目的不仅是发表论文，而是要实实在在地改善人们的生活。

　　另一个研究重点是，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未来的走向及其现代化问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个人所得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长期偏低，目前大约只有7%到8%。相比之下，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占比可以达40%左右。这种差异，反映了中国在税收理念和制度设计上的独特逻辑，体现了中国税制背后的价值取向。发达国家设定免征额时，更关注如何扩大税基、提高税收规模，而中国长期坚持的是，不对居民的基本生存支出征税，不让生存压力原本就大的普通家庭再承担过重的税负。这体现的是“以民生为中心”的税收观念，也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问题在于，中国个人所得税如何在坚持这一逻辑的同时实现现代化。因此，我未来将重点研究如何在兼顾收入再分配公平与中国文化和社会观念的前提下，推进个人所得税制度的现代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