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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西方媒体关于非洲的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偏离现实，将由54个多元国家构成的非洲大陆，压缩为一个被“贫困、冲突与疾病”三重危机所永久定义的整体。更有甚者，它常常运作于一种居高临下的父权式范式之中，将非洲描绘为西方援助的被动接受者，或人道主义干预的“舞台”，而非自身未来的积极塑造者。这些扭曲并非只是认知层面的误读，它们深刻影响着全球政策取向、投资者认知，甚至塑造着非洲社会内部对自身发展可能性的想象。

　　这一叙事同样忽视了独立后长期存在的“血钻”问题、矿产非法外流以及资本持续外逃的现实：非洲资源被开采后，主要在西方市场和全球金融与贸易枢纽中被消费，这种格局至今仍未根本改变。相反，亲西方的媒体叙事却倾向于将非洲面临的困境描述为“自我造成”的结果，或者归咎于中国因素的“人为制造”。由此产生了明显的双重标准。长期在非洲运营的西方矿业企业，几乎从未在公共舆论中被要求承担修建道路、学校、医院或电力基础设施的责任；而中国企业却往往被置于持续的道德与发展责任审视之下。

　　另外，所谓“债务陷阱”的指责几乎只针对中国投资展开，这种做法有意制造了一种缺乏事实支撑的虚假叙事。事实上，在2010年中国加大与非洲合作之前的40-50年间，非洲国家主要依赖成本高昂的西方贷款，但发展成效有限。同时，大规模援助资金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依附结构，而非真正消除贫困。相比之下，尽管并非所有项目都取得了完全成功，但中国资金在多数情况下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例如，与中国相关的约40亿美元融资，对应一系列正在运转的实体资产，包括万基电站7、8号机组扩建项目（新增装机容量600兆瓦），卡里巴南岸扩建项目（新增300兆瓦），以及主要机场升级、道路和工业项目等。

　　宋微（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长期以来西方媒体报道的非洲呈现高度的选择性与单一性，导致全球对非洲大陆形成了严重偏离事实的刻板印象，不仅影响了公众对非洲的认知，而且塑造了国际发展的话语权格局。所谓“选择性”是指西方的运镜是有强烈价值偏好的，所谓“单一性”是指西方媒体往往将非洲呈现为一个高度同质化的整体，即西方援助的对象。综合而言，西方主流媒体的“非洲叙事” 蕴含着明显的选择性偏差和系统性缺失，而由于话语权的不对等，非洲无法为自己“正名”，导致国际公众很难看到一个真实立体的非洲。

　　一是战略定位上，从“讲好各自故事”到共建“共同叙事基础”。共建“南方叙事网络”，目标不应局限于宣传和塑造中国与非洲的国际形象，而应立足于中非合作的坚实基础，打破由西方主导的理论、指标与评估体系，提升全球南方对发展、治理、现代化等议题的定义权。二是在操作层面，建立中非媒体合作的常态化机制、打造跨语种叙事能力。围绕发展治理、减贫、基础设施、城市化、数字经济等共同关切议题开展协同报道，同时强调本地化叙事，系统推进中文、英语、法语、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等多语种协作。三是在全球治理层面，中非应携手共建国际议程联盟，从“发声”到“塑造议题”。在联合国、金砖、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场合形成叙事协同，将中非发展经验转化为全球公共议题，对气候正义、发展融资、公平转型提出统一叙事。同时将减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工业化路径上升为可复制的“南方发展方案”，用实践成果对冲“西方普适主义”叙事。

　　戈伊托姆·塔特克：在数字时代，调动并吸引中非青年参与共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TikTok以及非洲本土数字平台，已经成为认知竞争与叙事塑造的“前沿阵地”。相关举措可以包括围绕不同主题，发起的短视频传播活动、虚拟现实交流项目，以及“网红”合作机制。通过支持青年主导的数字内容工作室，为中非音乐、游戏、网络漫画等跨文化合作提供平台，从而孕育一种更具生命力、更真实、由同龄人驱动、并具备全球传播力的叙事形态。

　　戈伊托姆·塔特克：中非合作的深化还应延伸至21世纪信息格局中的关键战略领域。认知安全——即保护国家的思想主权与历史叙事不受外部操纵性影响——是中非共同面临的重要议题。围绕针对中非的虚假信息与认知操纵活动，开展联合研究与识别分析至关重要。这也自然引向协同推进虚假信息治理，包括构建预警机制、共享事实核查的最佳实践，同时坚决反对以“互联网自由”为名，对全球信息流动实施新的霸权控制。此外，数字基础设施与平台治理领域的合作同样关键。随着中国和非洲国家不断建设自身的数字生态系统与卫星网络，双方有条件在平台设计与算法机制中，主动提升全球南方内容的可见度，避免延续以西方为中心的叙事偏向。